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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現代性五面孔:燦爛與灰暗的瞬間

來源:花城出版社(微信公眾號) | 畀愚 張鴻  2019年06月06日09:26

“現代性五面孔”叢書

“現代性五面孔”叢書是花城出版社近年著力打造的原創文學品牌叢書。

叢書名稱沿用了[美]馬泰?卡林內斯庫的評論著作《現代性的五幅面孔》之名和義,我們想呈現給大家的是在重構現代性文學觀念的過程中,對那些對立面之間無窮無盡的平行對應關系,新/舊,更新/革新,模仿/創造,連續/斷裂,進化/革命,等等的探討。

現代性寫作是一個值得探索的領域。策劃出版“現代性五面孔”叢書,旨在推崇現代性寫作,拒絕平庸敘事,希冀漢語寫作以新的姿態融入世界文學潮流之中,并且搭建起一副嶄新的當代中國人的精神拼圖。

畀愚,曾獲浙江省青年文學之星稱號、第八屆“上海文學獎”、第十二屆人民文學獎、《人民文學》中篇小說金獎、中國作家出版集團獎、第二屆《小說選刊》年度大獎、第六屆魯迅文學提名獎等。出版小說《沒有什么是不可能的》《絕響》《碎日》《郵差》《羅曼史》《歡樂頌》等。部分小說被改編成影視作品并譯介到國外。

張鴻,作家、編輯、出版策劃人。已出版作品集《指尖上的復調》《香巴拉的背影》《沒錯,我是一個女巫》《每幅面孔都是一部經書》等,策劃主編“現代性五面孔”文學精品叢書。廣州市文藝報刊社副社長、副主編。

張鴻:奈保爾在《抵達之謎》中說,生命和人是謎團,是人真正的宗教,是灰暗和燦爛。對你而言,你寫下的那些灰暗和燦爛交織的人生,是否同樣有著某種難以被簡單定義的宗教意味?在小橋不斷被生活打回原型的過程中,是否還包含著對宿命的反抗?我在讀《愛情》時,總是想起西西弗,有些東西雖然看起來是非理性的,而這非理性中,是否隱藏著你作為寫作者的絕對理性?

畀愚:你的這個問題讓我有點感動。你用了灰暗與燦爛這兩個詞。我想,這也是我對自己這么多年來寫作的感受。我還真找不到更確切的詞匯來表達它們。小說中,他們的人生是灰暗的,甚至是陰冷、戰栗的。他們就是光明下的那團黑影。只要有光亮存在,他們就永遠會存在,永遠會隨著那點光亮被拉長與搓扁,但這又有什么關系呢?每個生命都是不同的,都會在只屬于它們的境遇里綻放與毀滅,就跟我們寫作的人在一個永無出路的迷宮里尋覓一樣,他們只是在人生的種種困境里百轉千回,但這決不是盲人摸象。盲人摸象是沒有方向的,可他們有。我覺得,他們更應該算是摸著石頭在過河,但遺憾的是這條河里有時連石頭也沒有,更讓人難過的是,也許這是條永遠沒有邊際的河。他們沒能摸著石頭,卻還常常讓別人的石頭砸到了自己的腳背。因此,我也認為,只要有苦海存在,許多宗教的意味就會存在與產生。在虛無世界的餐桌上,我想只有絕望與希望這兩個餐盤。

腦子一熱就有點把問題扯遠了。

應該說,我一直認為自己就是個宿命論者。我至今都相信,尋找不如等待,該來的總會來到,不該擁有的誰也挽留不了。因此,常常覺得自己就是那種會把性格中消極的一面忍不住要無限放大的人。你一定也看出來了,我的這種情緒會或多或少地出現在小說里。說心里話,很多時候,特別是在自己得意忘形的時候,常常會在剎那間有種被打回原形的驚措感。我想,這是性格使然,但我確實認為生活就是一根金箍棒。它通常會在許多人事到達高潮的時候把人打回原形,所以這個世界才這么的跌宕與不可預知。

《愛情》在發表的時候叫《煲湯》。后來,一位夜夜笙歌的朋友看了后對我說,像小橋這樣的人,她們的生活不是這樣的。因為,他結交過無數形形色色的小橋,也跟我講了很多他們之間爾虞我詐的精彩故事。他說,小橋們的生活應該是如他所說的,但我認為那只是他們的生活。生活不是小說,小說是有方向的,我之所以要寫下來,就是為了讓它到達我想讓它到達的那個方向。所以,在《愛情》里面的愛情只是一種虛幻的渴望,它的美好就源于小橋與丁原他們寂寞而慘淡的日常生活。它就是一朵灰暗人生里的心靈曇花,我們也可以把它說成是飲鴆止渴,但這種鴆我們喝得還少嗎?

張鴻:小說虛構了有限時空之外的東西,而這種虛構,其實更接近作家預設的真實,就你的寫作而言,很多研究者貼的是現實主義標簽,那么,你覺得在寫作中,最難以觸及的現實是什么?從哲學角度看,每個人的人生都是不完整的,你覺得自己的寫作是試圖填補那些空白或殘缺,還是嘗試對這一切做出解釋?

畀愚:在寫作中最難觸及的現實就是現實本身。我想,對每個寫作者來說,這句話應該是不言自明的。其實,在許多時候我會覺得寫作本身就是一種逃避,在虛構現實的過程中躲避現實。有許多作家的作品是寓言式的或者帶有隱喻性的,但我肯定不是。我只是虛構了我以為可以虛構的現實。所以,我一直堅信小說就是一個真實的謊言。

其實,我覺得寫作唯一能解決的是寫作者內心的問題。因為,人都有傾訴的本能,但在現實世界里,我們很多人大多時候會選擇沉默,因為根本也沒人愿意聽你在說什么。寫作有時候就是一種自說自話。只有在創作的世界里,作者才可以像瘋子一樣表達,可以為所欲為。這確實是個獨特的方法,既滿足了自我,也告訴了世界有這樣一種聲音,你可以聽不到,也可以視而不見,但它是確實存在的,有時候會比真實都來得真切。至少,它是觸碰到了我心里的那個點的,所以我把它寫下來。

張鴻:《瑪格麗特》的結尾,我也很感興趣,為什么安排那個花田錯是個殘疾人?是不是覺得經歷了工程學院的小講師,賭場上的大流氓,林紅不配得到一個完整的人?或者說,完整的感情世界要以生命中的某種不完整作為代價?第一次讀到這篇小說,這個結尾,就讓我瞬間想起《簡?愛》,其實《簡?愛》的結尾我也有疑惑,是不是羅切斯特失去財富,坐在輪椅上,簡?愛才能和他平等相愛?

畀愚:我記得簡?愛在墓地對羅切斯特說,只有站在上帝面前,我們才是平等的。其實,照我看來就算站到了上帝面前也不見得平等。平等只是我們人類在不斷追求中的美好愿望。我認為,現實世界的本質就是殘酷的,它總是在我們滿懷期待時讓人失望,讓人猝不及防,不得不對命運做出妥協,做出將就。這就是我們大多數的人生。

“花田錯”就是現實這根金箍棒下的一個白骨精。如果不是林紅的命運發生變故,他們應該永遠不會相見,他永遠會在網絡那頭聊花卉、聊美容、聊衣服,成為無話不談的“閨蜜”。我當初對這個男人的設計就是身體殘缺、心理也未必健全的人,就像我前面說的現實世界的本質就是殘酷的,這就是林紅所處的世界。作為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女人,她將在這條不幸的路上越走越遠。她的不幸是我強加給她的,我覺得她必須這樣。因為,世界就是這樣的,在表象之后是另有真相的。所以,那么一點點的溫暖與錯愛都會讓我們倍感珍惜。

張鴻:寫作時,你會遷就讀者對故事的依賴嗎?這本小說集選入的作品中,你個人的聲音很微弱,你更喜歡讓人物自己說話,通過他們的對話,意識流動,也包括無聲的行動,那么,這種方式對你的寫作有沒有過困擾?或者說,你是有意識壓低了自己的聲音?

畀愚:有一次,跟一個制片人聊天,他說寫作者應該把屁股坐到觀眾席。我說那是電影,是越來越受制于市場的工業產品,小說肯定不是這樣的。小說相對來說還是一種比較個人化的東西,或者說個人風格很鮮明的東西。就我而言,我覺得它是從內心出發的,至于需要搭乘什么樣的交通工具走到讀者那頭,那應該就是故事與人物的力量。故事是通向讀者的一條核心渠道。至少到目前為止,我還是這樣認為的,吸引讀者的肯定是故事與人物。當然,小說不單純只是故事與人物,它還需要合適的語言與靠這些語言營造起來的故事氛圍。

當然,遷就讀者是應該的,總比與讀者對抗要好,但小說還有另外一個功能,就是引導讀者,給他以思索的空間。小說既然是作者呈現的一個世界,它是虛構的,是不設大門的,可以讓任何人自由地出入或滯留,讓他們自由地思考。也正因為我是這樣認為的,所以,我覺得作者沒有必要像電影中的旁白那樣,在文本里發出自己的聲音,更沒有必要擔心讀者有可能會誤讀而去作什么注釋,告訴讀者“我”是怎么想的。因為,作者創作的這些故事與人物,本身就是作者發出的聲音。你可以自由地創作,讀者也應該自由地閱讀、思考與判斷。

我想,這也是一種對讀者的尊重。

張鴻:這么多年過去,你覺得寫作對于自己看待和理解生活有沒有影響?你愿意不斷去探索寫作的多重可能性的終極意義是什么?

畀愚:這么些年里,我一直試圖把寫作與生活分得涇渭分明,但事實是越來越不可能了。寫作已經成了習慣,習慣本身就是與生活如影隨形的。所以,以前常說是寫作改變了生活,但事實是寫作影響了整個的人生。所以,有時候免不了要以一種寫作者的思維去看待問題、思考問題,就會發現那可能是件很不愉快的事情。

但是,我也不能否認生活對寫作的影響。這同樣不是件愉快的事情。

我是個消極的人。所以,我一直認為,像我這樣的寫作者是自己就可以一眼看到頭的。我愿意并且也一直在嘗試寫作的多種可能性,像廚師干久了都會去創作幾道新菜,這是職業本能,至于寫作的終極意義不敢去想它。近一百年里,許多古老的行業都正在飛快地消失,有時候并不是后人沒能繼承它,而是時代的步伐太快,許多東西失去關注,會掉隊,會流失。

我想,我能干的就是盡可能地做好現在,把每一個小說當成最后一個小說來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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