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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洱《應物兄》:應物象形與偉大的文學傳統

來源:《當代作家評論》 | 孟繁華  2019年06月06日09:05

這是一部寫了13年的小說,是一部與時代有同構關系的小說,是一部關于知識階層的小說,是知識階層人物的博物館,也是一部具有百科全書意味的小說。小說以儒學院的具體籌建人、儒學大師程濟世歸國聯系人應物兄為主角,將他這一過程中的心理和行為遭遇躍然紙上,將各色人等的心機、算計以及沖突、矛盾或明爭暗斗爾虞我詐,匯集于儒學大業的復興中。知識界與歷史、與當下、與利益的各種復雜關系,通過不同的行為和表情一覽無余。這是我們期待已久的小說,它的文學價值將在眾聲喧嘩的不同闡釋中逐漸得到揭示。

《應物兄》發表之后,首先在上海批評界引發了近乎海嘯般的震動,除了郜元寶溫和地提出了少許質疑和批評之外,幾乎眾口一詞地給予了極高的評價。應該說,《應物兄》承擔得起這樣的評價。據統計,小說涉及的典籍著作四百余種,真實的歷史人物近二百個,植物五十余種,動物近百種、疾病四十余種,小說人物近百個、涉及各種學說和理論五十余種,各種空間場景和自然地理環境二百余處,這種將密集的知識鑲嵌于小說中的寫法,在當代文學中幾乎是空前的。滿篇飛揚的知識符號遮天蔽日目不暇接,它新奇又熟悉,絢麗又陌生。這是批評界對這部小說倍感親切的原因之一,于是大家躍躍欲試又莫衷一是,“熱議”一詞幾乎是所有報道這部小說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匯。作為一部百科全書式的小說,這種效果大概早在作家李洱的預料之中,也應該是李洱最為得意之處。想到這里,耳邊就會響起李洱那狡黠又天真的嘿嘿笑聲。

小說封面有一句寄語或提示曰:虛己應物,恕而后行。出自《晉書·外戚傳·王濛》,意在說待人接物應有的態度和要求,順應事物謹慎行事。這是作家對個人敘事和處理人物的自我提示,但我更愿意從創作的方法上理解“應物”的含義。“應物”,原指畫家的描繪要與反映的對象形似,就是應物象形。其說法出自南齊謝赫的《畫品》,《畫品》提出了謝赫六法。包括氣韻生動、骨法用筆、應物象形、隨類賦彩、經營位置、傳移摹寫。應物象形,就是畫家在描繪對象時,要順應事物的本來面貌,用造型手段把它表現出來,描繪事物要有一定的客觀事物作為依托,作為憑借,不能隨意主觀臆造,也就是客觀地反映事物,描繪對象。但是,作為藝術,也可以在尊重客觀事物的前提下進行取舍、概括、想象和夸張。這可以說是指一種創作態度和方法,也可以理解為中國最早的樸素的“現實主義”。我理解這是解讀《應物兄》的鑰匙和入口。或者說,李洱在塑造摹寫應物兄等一干人物及其關系的時候,其主觀愿望是力求達到應物象形,真實準確。當然,今天對應物象形的理解和文學實踐早已超越了謝赫的時代,對各種藝術手法的綜合運用已經成為常識。因此,今天“應物象形”顯然也具有了它的時代性,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李洱將小說命名為“應物兄”。而“應物”對小說而言,不止是一個人物,也是他的方法和自我期許。

在“應物象形”的旨歸和追求下,他真實、生動、神似地寫出當下知識階層的眾生相,寫出了這個時代知識階層總體的精神面貌、心理狀況和日常生活。應該說,這是一個文學難題。進入新世紀之后,各種文學潮流和題材風起云涌此起彼伏,但是,知識分子題材還是一個稀缺之物。或者說,如何處理和準確描述當下的知識階層,作家作為這個階層組成部分,他們仍然感到困難。這一狀況,與以往經驗的比較中會看得更清楚。現代知識階層文化信念和方向的選擇,經歷了一個從總體性的認同到文化游擊戰過程。知識階層在中國不是一個獨立的階層,他們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總要面臨文化方向和信念的選擇。五四時期似乎表達了這個階層的先知先覺,他們振臂一呼,“德”、“賽”二先生引領了那個時代的思想風尚和文化潮流,展示了這個階層耀眼的風采。但是,文化革命如割辮、易服、放腳,早已在民間完成,更無須說在西方現代性壓力下改制的大勢所趨。“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的被發現,現當代研究界在一個時期里津津樂道就不是空穴來風。但是,通過百年來關于知識分子題材小說我們會看到,知識分子的文化方向和文化信念的選擇,同中國的現代性是一個同構關系,就是不確定性。啟蒙、革命、救亡、思想改造、多元文化追求等,是這一題材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文學回響。其間雖然有激進主義、保守主義以及其他觀念旁逸斜出,但是,大體總有一個“總體性”的存在,與社會歷史潮流的發展構成了推波助瀾的關系,形象地表達或順應了“總體性”的要求。“狂人”的“吶喊”、“零余者”的彷徨、茅盾的《蝕》三部曲、錢鍾書的《圍城》、師陀的《結婚》、李劼人的《天魔舞》、路翎的《財主的兒女們》、楊沫的《青春之歌》、張揚的《第二次握手》、靳凡的《公開的情書》、戴厚英的《人啊,人》、諶容的《人到中年》、宗璞的《野葫蘆引》、從維熙的《雪落黃河靜無聲》、張賢亮的《綠化樹》、王蒙的《布禮》、魯彥周的《天云山傳奇》、葉楠的《巴山夜雨》、張承志的《黑駿馬》、《北方的河》等,構成了知識分子小說龐大而激越的交響。90年代以后,情況發生了變化,賈平凹的《廢都》、王家達的《所謂教授》、閻真的《滄浪之水》、張者的《桃李》、李曉華的《世紀病人》等,書寫了知識階層令人驚悚的蛻變和分化。知識階層再也難以找到能夠認同的文化總體性。這與五四時期一直到80年代是大不相同的。

《應物兄》誕生的2018年,院校知識階層百年來所有的沖動業已平息,他們中高層的“學術人物”已經成為既得利益集團的成員,他們占據了絕大部分學院資源,有龐雜的人脈關系,有巨額研究經費等,他們在這個時代如魚得水、游刃有余,他們走進掌控學術資本和話語權力的相關部門。其他教授和教員,不僅要受到現行教育制度的擠壓,而且也要受到這些超級教授和學閥的擠壓。因此,如何描摹這個階層的精神狀況、生存狀態和創造具有概括力的文學人物,對作家構成了巨大的挑戰。這時應物兄款款走來了,應物兄真是恰逢其時啊。應物兄有多重身份:濟州大學的著名學者、教授,濟州大學學術權威喬木先生的弟子兼乘龍快婿,濟州大學籌備儒學研究院的負責人,還是濟州大學欲引進的哈佛大學儒學泰斗程濟世的聯絡人。但是,應物兄一出場,就注定了他是一個與現代知識分子無緣的人物,他自說自話、欲言又止,更多的話是憋在自己的肚子里,這是一種處事方式。這種方式是他的導師兼岳父喬木先生親授的:不要接話太快,人長大的標志是能憋住尿,成熟的標志是憋住話;孔子最討厭話多的人,君子訥于言而敏于行。于是,應物兄就有了自己和自己說話、自問自答的習慣,他的內心就是黑格爾意義上的“避難所”。他在應對日常工作的同時,也不免與商業利益瓜田李下。他的學術著作《〈論語〉與當代人的精神處境》,出版時被出版人季宗慈改為《孔子是條喪家狗》,應物兄大鬧一場無濟于事也只好不了了之,但因此他卻惹上了不小的麻煩。先是師弟費鳴的“隔空打劫”,在“午夜訪談”節目中假借出租車司機“砸場子”,讓應物兄節節敗退顏面盡失。佯裝司機的費鳴步步緊逼,不依不饒;應物兄則已經“滿頭大汗”了。這是小說最為精彩的場景之一。那位不知深淺的主持人“朗月當空”還說:“什么樣的聽眾都有。上次說的那個嘉賓,被聽眾訓得心臟病都犯了。從此我們都不得不準備速效救心丸。但我相信您能夠挺住”。聽了這不明事理的胡言亂語,應物兄說:“人家說得也有道理”。有了這句話,應物兄本質上還不是一個壞人,他還是一個足夠機靈,不夠精明的人。但這不是壞人的應物兄,卻又陷進另一個進退維谷的場景:那就是后來與朗月糾纏不清的風月事。事件的緣起,應該說應物兄是被季宗慈綁架的,但是,在應物兄微弱的反抗中,也表達了他半推半就之后就隨波逐流的內心潛在欲望。

應物兄是小說的主角,小說中的所有人物幾乎都與他有關系。

首先是三代知識分子:研究柏拉圖的女博導何為,經濟系研究亞當·斯密的張子房,文學院的喬木,聞一多的學生考古學教授姚鼐,還有物理學教授雙林;第二代即應物兄這一代,包括與應物兄明爭暗斗的費鳴、性取向特殊的郟象愚、研究屈原的伯庸、研究魯迅的鄭樹森、“三分之一儒學家”的大學校長葛道宏、文學院長張光斗,教授鄔學勤、汪居常、華學明等;第三代,如“儒學天才”小顏等人,其中不乏“精致的利己主義者”。與學院相關的人物在小說中其實不足三分之一。其他人物如險些被老婆扣成肛漏的欒副省長,黃金海岸集團的董事長、程濟世的弟子黃興,桃都山集團老板鐵梳子,戲劇表演藝術家蘭菊梅以及電視臺主持人朗月等。這些人物都與濟州大學、與應物兄有千絲萬縷的聯系,這是小說被認為是學院知識分子小說的重要原因。如果沒有這些學院之外各色人等的關系,學院知識階層的“應物象形”在藝術上就失去了依托,只有通過與社會各階層千絲萬縷的關系,“知識分子”們的面相才能得以完整塑造。如果從這個方面看,《應物兄》又不止寫了大學,而是通過知識階層寫了整個社會。

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思想,它綿延不絕兩千余年,以主流的形式對后世尤其對傳統文人和近現代知識分子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它的博大精深顯示了東方的智慧,以其獨特性在世界文化總體格局中發出悠長而久遠的回響。儒家思想自創立始,便為傳統文人設計了理想的人生道路,這一理想的設計成為中國傳統文人終生向往與奮斗的目標,它的實現與否標示了人生的成敗和自我價值的是否實現。在儒家看來,要有“以天下為己任”的宏大抱負,“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最理想的人生選擇,也是天經地義的分內事。要實現這一理想,通過仕途躋身于官僚集團是唯一的通道,“學而優則仕”是兩千余年傳統文人根深蒂固的觀念。歷代官制經由任命、“辟地”、“勝敵”、“九品中正制”等各種形式逐漸過渡到隋唐以降的“試策”取士和“科舉”取士,積極從政的傳統文人便紛紛踏上了通往理想的狹窄道路,一個個儒生滿懷神圣與建功立業的夢幻從四面八方向科舉圣地走來,終生為之追逐而樂此不疲。因此,中國讀書明理的傳統文人們便自覺地承當了國家官僚機構整裝待命的龐大的預備隊。一旦金榜題名,儒生的命運便即刻改變,它不僅光宗耀祖、輝映鄉里,同時使儒生的心態煥然一新,所謂“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朝看遍長安花”,正是成功者心態的寫照。因此,科舉取士聚集了文人的目光和內心欲望。唐代雖出現過“野無遺賢”奸佞弄權的把戲,在元代也曾廢止科舉80年,但這絲毫沒有影響后來文人參加科舉的熱情和終生鍥而不舍的努力。

儒家理想的人生道路和唯一實現途徑,嚴格地規約了傳統文人的心態模型和行為模式。對現實的態度,儒家倡導積極的入世精神和參與意識,把對公共事務的關心看作是個人義不容辭的責任,把國家、民族的命運與個人命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自視身負使命,有救世明道的天然義務。既要積極入世,對社會生活發生作用,只有走為官入仕的實用政治道路,通過自己的努力創造出一個太平盛世。“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成為歷代儒生的共識。這些原始教義始終激蕩點燃著歷代“士”的內心沖動。儒學創立時代,“士”們便積極投身于社會實踐和政治旋渦,或創立學派提出治國平天下的理論,或投入君王懷抱充當幕僚,或投筆從戎參與諸侯征戰。孔子仕途受挫才不得不做了中國第一位“教授”。因此“兼濟天下”的入世思想是世代儒生的普遍心態,“事事關心”的參與意識一直延續至今不衰,在當代知識分子的心中依然會引起強烈的震蕩。

以天下為己任的入世精神面對戰亂不斷、矛盾叢生、君王昏庸、奸佞當道的現實社會,必然會產生一種深切的憂患情懷,即便是處于安樂之中,也會“居安思危”。它因世代相通而成為中國傳統文人或現代知識分子一個普遍的精神特征。兩千多年來,傳統文人無論從政或治學,他們留傳下來的詩文,多為感時憂國之作,自屈原始,司馬遷、杜甫、陸游、辛棄疾,一直到近代的龔自珍、梁啟超等,無不心憂天下,為民族興亡憂患不已。

與憂患情懷相連的是傳統文人的批判意識。“士志于道”集中體現了傳統文人的信念和終極價值關懷。因此,傳統文人在封建社會同樣也具有“社會良知”的功能。當“士”以“道”的承擔者自居時,其客觀身份已經不重要,而重要的是其“社會良知監護人”的社會功能。這是入世精神和憂患情懷在價值層面的體現。以正義的捍衛者和基本價值的守護者的身份自我定位,是傳統文人理想的道德和人格境界。人生實踐中是否都努力實現這一境界另當別論,但古代文學中揭露腐敗荒淫、抨擊時事政治、同情底層人民、抒發憤懣不平的作品層出不窮卻是文學史實。那“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剛正頑強心態一直延續至今不衰,也正是傳統文人和現代知識分子的最為動人之處。新文化運動之后,儒學受到重創,但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仍不時有它的回響,作為中國文化的元話語之一,它有巨大而頑強的生命力。

但是,以應物兄為核心的正在籌備的儒學研究院及其周邊的“儒生們”,他們的行為方式和情感方式,并沒有在與儒家思想有關的層面展開,他們是情懷和理想盡失的一個群體,當然也不是這個時代的清流。他們與紅塵滾滾的世風沆瀣一氣,甚至有過之無不及。所以魯迅說:我覺得文人的性質,是頗不好的。因為他們智識思想都較為復雜,而且可以處在東倒西歪的地位,所以堅定的人是不多的。魯迅的銳利、深刻和一針見血無人能敵。面對這樣的“儒學家”,外來學習儒學的學生們甚至也敢公然地挑戰儒學。卡爾文是小說中一個來自坦桑尼亞的黑人留學生。這個人物的設置意味深長:作為一個弱勢國家的留學生,他是來中國學習儒學的。但是這又是一個氣焰囂張的學生。他不僅尋花問柳、聲色犬馬,而且可以公然挑戰儒學。他曾經問應物兄:《論語》中說,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可隨后孔子又提到父母在,不遠游。“自遠方”來的那個“朋”,是不是已經父母雙亡了?一個如此不孝之人,孔子怎么能把他當成志同道合的朋友呢?卡爾文的問題確實刁鉆。應物兄回答的是下半句:“游必有方”。但是卡爾文畢竟是卡爾文,他不理解的是,這是《論語》開篇的“學而篇”。學是指學習禮樂詩書,那個有朋自遠方來的“朋”,不是來游玩的,是來問學、討論禮樂詩書的。這與孔子并不反對一個人為正當的目標可以外出奮斗是不矛盾的。但是,儒學受到外來文化的挑戰,在這里就是一個隱喻性的事件。難怪程濟世兒子程剛篤的美國太太珍妮寫的儒學論文將題目定為“儒驢”,其嘲諷意味也算是沒有辜負濟州大學儒學院了。

因此,在我看來,濟州大學的“儒生們”雖然沒有憂患、沒有情懷,但是,作為小說創作,這是全新的經驗。李洱面對這一新經驗,為他進入創作帶來了巨大沖動,但小說總體表達的是李洱苦心經營的一部未名的憂傷之書,一部不著痕跡的充滿了憂患意識的小說。小說通過無數具體的細節,呈現了以濟州大學為中心的知識階層在做什么、想什么、關注什么。關于“儒驢”的那堂討論課,再形象不過地呈現了當代“儒生們”的荒誕和丑陋,他們如果不是“儒驢”,也與他們討論涉及的“黔之驢”相差無幾了。面對“儒生們”的所作所為,李洱不是強顏歡笑,他是強顏苦笑。特別是當他提到的歷史,提到西南聯大一代人時說“一代人正在撤離現場”;提到80年代時說“求知曾是一個時代的風尚”。顯然不是隨意的聯系,這是李洱面對應物兄們發出的感傷又不免蒼涼的慨嘆。他寫到李澤厚到大學演講的場景,不免讓我們潸然淚下,我們就是從那個年代走過的一代。當年的我們是何等的意氣風發,那些歷史片段至今仍儲存在不同的文化記憶中,只要聽聽80年代的校園歌曲,讀讀80年代風靡一時的詩歌,我們偶爾還會閃回到那英姿勃發的青春歲月。一如應物兄在網上看到他多年前的文章《人的覺醒》的感嘆。

時過境遷,我們或許也是應物兄的同道、起碼相差無幾了吧。大學是一個國家民族的精神堡壘和思想高地,而應物兄們一步步正在走向萬劫不復的境地,這是我們時代思想和精神深處最為慘烈和觸目驚心的場景。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應物兄》就是一部充滿了憂患感的大書。作家畢飛宇在寫南帆的一篇文章中說:

我曾經拜讀過保羅約翰遜的《知識分子》。這本書給我留下了慘痛的記憶,我的小說至今沒有留下“知識分子”的記錄,足以證明保羅對我的刺激有多大。但是,我熱愛知識分子,我指的是社會學意義上的“知識分子”這一概念。我曾經鼓足了勇氣說過這樣的一句話:“我愿意通過寫作最終讓自己成為一個知識分子。”我說這番話的時候“知識分子”與“公共知識分子”正在臭大街。我有些賭氣:我欠抽還不行么?雖然我配不上知識分子這個稱號。我有一個一廂情愿的愿望,“知識分子”這個概念不應該臭大街,我甚至還愿意套用一句伏爾泰的話:沒有知識分子也要創造出一個知識分子來。一個好的社會怎么能容不下“知識分子”呢?一個好的社會怎么能離得開“知識分子”呢?有原罪的“知識分子”那也是“知識分子”。(1)

遺憾的是,濟大的“儒生們”沒有一個人愿意思考自己如何在思想和行為方式上成為一個知識分子,我們時代的精神困境正在肆虐地蔓延。

關于章節命名,大家都注意到每個章節都取自章節的前兩三個字,感到新鮮奇妙。這種題目的命名方式古已有之。比如《詩經》中的《螽斯》:“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比如《麟之趾》:“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詩經》中類似的命題方式比比皆是。當然,最著名的可能還是唐代大詩人李商隱的《錦瑟》詩: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錦瑟:瑟的美稱。無端:沒來由的。古代詩歌研究專家認為這種命題方式也是一種“沒有來由”的“無理”命名,但又有“無理之妙”的美學效果。《應物兄》同樣取得了這一效果。小說的結構,是以濟州大學成立太和儒學院為中心,通過這一建院過程,各色人物粉墨登場。引進哈佛大學東亞系教授、儒學大師程濟世來濟州大學儒學研究院任院長,本身就是一件虛妄的事情。研究儒學的這些知識分子的所作所為,或者說他們的職業化,早已不把儒學當回事,儒學只是一個飯碗而已。程濟世即便做了濟州大學儒學研究院長,又能如何?我們也見到了這位聲名顯赫的“儒學大師”,他也可以做《儒學與中國的“另一種現代性”》的極具當下性的報告,而且讓省長和老教授們聽得“血脈膨脹”,上了年紀的人甚至往嘴里塞著藥丸,預防高血壓或冠心病。因為他們事先就預料到自己會激動不已。但是,當程先生舉具體例子比如——人的體味、包餃子、價值觀之后,將儒學抬到了至高無上甚至無所不能地位時,他可能就刀走偏鋒自以為是了。更何況,與其說他來濟大是對濟州儒學院的情感,毋寧說他更多地還是源于對濟哥、仁德丸子的感情。在81《螽斯》一節中,張明亮從程先生錄音剪輯出來的關于濟哥的言談,再清楚不過地表達了程世濟對螽斯、也就是蟈蟈的一往深情:“程先生的聲音,在會賢堂回蕩。低沉,緩慢,蒼老,令人動容。在程先生那里,濟哥已經不僅僅是鳴蟲了,而是他的鄉愁。”在101《仁德丸子》一節中,應物兄記得很清楚——

程先生認為,仁德丸子,天下第一。北京的四喜丸子,別人都說好,他卻吃不出個好來。首先名字他就不喜歡。四喜者,一喜金榜題名;二喜成家完婚;三喜做了乘龍快婿;四喜闔家團圓。全是沾沾自喜。儒家、儒學家,何時何地,都不得沾沾自喜。何為沾沾自喜?見賢不思齊,見不賢則譏之,是謂沾沾自喜。五十步笑百步,是謂沾沾自喜。還是仁德丸子好。名字好,味道也好。仁德丸子要放在荷葉上,清香可口。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精細莫過仁德丸子。

程先生說:“奔著仁德丸子,老夫也要回到濟州。”程先生對濟州的情感具體而溫馨,但因螽斯和仁德丸子信誓旦旦的程先生就是遲遲不臨,一再延宕,他來研究院成為一個遙遙無期“等待戈多”的事件。這一后敘事視角的設定,恰好契合了小說敘事的需要——這漫長或不可及的等待,既是隱喻,也為小說敘事贏得了時間和空間:建太和儒學院,風乍起,攪起滿天風塵。自第三章起,黃興的GC集團開始到濟州實地調查、投資,工程上馬;然后是各色人等向太和研究院擁塞,應物兄的好日子也到頭了。但是當研究院終于落成的時候,濟大“尋訪仁德路課題小組”確定的地址卻選錯了。而程先生大駕仍然沒有蹤影。事實是,程濟世是否回來一點都不重要,無論對濟州大學的儒學研究院,還是對當代中國的儒學研究,一個“出口轉內銷”的儒學,還能怎么樣呢?因此,程濟世只是小說敘事的需要,與儒學沒什么關系。學,不在有用無用。人文學科如果從實用的角度評價,當然是無用之學。但是,看到應物兄和太和研究院的老爺少爺們,真實的感受不是學的有用無用,而真的是一無是處了。

如果從文學譜系來討論《應物兄》的話,這個龐然大物幾乎是難以厘清的。但是,起碼這樣幾個方面還是看得清楚:小說的章節安排,有“史傳傳統”的遺風流韻。小說雖然每節題目是按照每節第一行前幾個字命名,但是,李洱刻意讓小說中的主要人物都在每個小節中作為題目出現,使這些人物相對獨立、完整而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在描摹這些人物的時候,他們與現實真實人物的語言、行為、名字等多有戲仿,某些著作、言論、行為等,我們大體知道來自哪里,這一挪移嫁接給人亦真亦幻的感覺,更加強化了小說的真實性和當代性。而整體上反諷、荒誕等先鋒文學的技法,不僅彰顯了作家李洱的文學胎記,同時也與他試圖總體性地描繪當下知識階層面相的期許有關;小說以多種方法藝術地真實塑造了當下知識階層的諸多形象,但那里也有抑制不住的嘲諷戲謔和荒誕;筆法當然也有《儒林外史》以及《圍城》的傳統,應物兄、費鳴、伯庸等,幾乎就是三閭大學方鴻漸、趙辛楣和李梅亭的同事。就像《圍城》中的三閭大學,對原型學校有諸多猜測,《應物兄》發表后,也難怪對濟州大學原型也有了諸多猜測;如果再往大了看,從應物兄個人命運來說,他從一個成功的中年教授到一個學術明星,上街都要戴墨鏡,街頭電視里播映著他的演講,他出入樓堂館所,接觸各界“上流社會”。但他最后還是遭遇車禍生死未卜;欒庭玉副省長面臨著被雙規,為繁殖濟州蟈蟈嘔心瀝血的華學明瘋了,雙林院士、何為老太太逝世了,應物兄最尊重的蕓娘長病不起……正所謂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塌了。從這個意義上,《應物兄》顯然又不止是寫院校知識階層,不止是寫這個階層的墮落和分崩離析,而是對人生悠長的喟嘆和感傷,人生終歸是大夢一場。這樣,小說無論在細節的鋪排上,還是整體的象征意味上,它接續的又是《紅樓夢》的傳統,是《紅樓夢》這部偉大作品的當代回響。儒學的傳統在太和研究院化為烏有,但李洱卻用他的小說實現了對偉大文學傳統的繼承和弘揚。偉大的文學傳統,是一個不斷發展、不斷構建的傳統,它在揚棄中也不斷吸納。它是由中國古代文學、現代文學和西方優秀文學遺產合流形成的一種“守正創新”的、對當下文學具有支配性向心力的文學觀念。《應物兄》的創作踐行的正是這一傳統。

《應物兄》是幾十年中國當代文學發展中的一部重要作品,是一部屬于中國文學榮譽的高端小說。長久以來,我們祝愿祈禱中國文學能夠有一部足以讓世人刮目相看的小說,能夠有一部不負我們偉大文學傳統、不負我們百年來對中外文學經驗積累的一部小說,經過如此漫長的等待,現在,它終于如期而至。

 

注釋:

(1)畢飛宇:《南帆的生動與理性》,《當代作家評論》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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