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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班宇與文學自白的終結:語言停轉之時

來源:《青春》 | 林云柯  2019年06月06日08:57

班宇的東北,屬于一個特殊的時間結界。如果說《冬泳》有一條泳道,我想那應該就是過去這十年時間。

2013年的夏天,全運會籌備建設最后的沖刺期,卻絲毫沒有最后收尾的意思。崇山中路和長江街交叉處的路面幾乎被全部掀起,整個區域像被炸過。沈陽留給我的最后印象,就是這樣一個凝滯的龐大機器。在那些年里,它確實就像一個機器,但是和現在公眾印象中的東北不同,大部分時間里它都在無阻礙地運轉,除了2007年那場雪災。但即便是在那場雪災里,路面被凍結,也沒有被破壞,英雄般的121路從遼寧大學蒲河校區如救生艇一樣駛向松山路,一元的投幣不能免,也絕不多收。一路上十幾個男人五六次從雪地里把公交車推出來,沐浴著各自女朋友焦慮憐惜的目光。東北是個運轉正常的機器,但是并不精密,艱澀、摩擦力大,每進一步都震耳欲聾。就像當時盛行的私人承包小巴士,方向盤下方的線路一團亂麻,開起來能從腳踏板的縫隙中看到飛馳的路面,車廂瘋狂超載,但上下車井然有序,逆道闖紅燈,從未被警車追上過。后來,這個機器徹底不動了,被掀開的道路就像結了痂的傷口,一種物質性的創傷。

那種評論界流行的“創傷記憶”只屬于有機體,機器沒有記憶,只有創傷。在幾乎所有的地方性文學寫作里,創傷記憶被用于勾勒某種社會有機體,一種生活形式上的確證。沈從文帶動了湘西旅游產業,對金宇澄的喜愛中總是有著文化自信的成分,但是一種可能的東北文體是絕無可能如此呈現的。“創傷記憶”不可言說,卻可以書寫,但是一個物質性的傷口要怎么來書寫?博爾赫斯曾經在《刀疤》中給出過一個范例,自己面孔上的傷疤只能從制造傷疤的人的視角來講述,自白是無法將其刺透的。這可能就是東北最特別也最容易被人誤解的地方。在當下對東北的討論中,濃重的人情關系似乎成了東北沒落的原因。但事實上,如果一開始我們就知道世界是一個機器,那么它原本就是需要時時修理和潤滑的,由此,它對這個世界的不完善性比其他人更為心知肚明。大學的時候,為了預防可能出現的種種問題,活動啟動的真實時間往往會大幅度提前。當我把這種時間超前的官僚主義做法理解為一種時間改造時,似乎就突然抓住了馬原式先鋒派的邏輯,在《虛構》中,他是一個對時間做手腳的作家,而他是一個東北人。東北的社會運轉是一部處處可感的機器,而不是什么隱秘的規則,比如湘西的神秘主義和上海金融資本的暗涌。有東北人離開東北,回頭批判人情世故,然后自己投入到更具排斥性的、完備的業內規則中。我認識這樣的東北人,大多在上海,當然也包括我自己。按照隱秘的規則說話,在這些人看來也總好過真實創傷面前的啞口無言。

我在機器停轉之前離開了沈陽,班宇則沒有,他繼續冒著啞口的風險。和班宇認識七年多以來,我改變了曾被他表彰為“神清氣爽”的語言方式,大多數留在東北的朋友則失去了說話的能力,而班宇這樣的作者則是幸存者,他仍然能夠還原實實在在的東北語言,那種不是描述、而是有著直接推力的語詞。

與其他地方文學盡可能地去表現語言中的心照不宣不同,一種屬于東北的語言是需要擺明的知識,具有肉眼可見的物質性,在阻力中強行咬合。在《盤錦豹子》中,那個關于“SAS”的段落似乎呈現出了班宇語言的本體,從字型到語音上的自由跳躍。這種在無知中保持“知道”狀態的意志并非虛偽,而是對語言私密性及神秘性的拒絕。語言即生活形式,而東北社會則是一架巨大的公共機器,粗糙、透明,在展現力量的同時也暴露著所有的缺陷。在一種地方神秘主義之中找到棲身之所,這是其他地方文學自以為能,而東北文學則自認斷然不能的。那些若即若離、憑借微弱的表層聯系聚成故事的段落,就是這樣的一部生銹的語言機器,而在班宇筆下,維持著這種脆弱聯系的就是他要寫的人。這些人物潤滑著這部語言機器銹色最重之處,把那些平白之物強行結合為勉強延續的生活:遠方傳來的洪水消息、被前妻拿走的房產證、在真實的地理知識里幻想出來的至善之峰……任何一個單一的知識作為生活支柱都顯得荒謬,但結合起來卻是一面蠻橫的蛛網,給機器最后一點牽引之力。班宇的故事,似乎都在描寫機器停轉前那最后幾聲轟鳴,機器停轉之時,語言落幕之處,人從機器的縫隙里被甩出來,他們又是完整的人了,他們必須從潤滑劑成為人了。這就是東北的文體,在這里,人的命運之所以具有悲劇性,只是因為你必然在終結處成為人,而這是我們在這片土地上一直拒絕的事情。在《冬泳》的結尾處,東北的寒冷被呈現為機器的冷凝水,但它同時又是羊水,它終于孕育出了完整的人,在語言機器停轉之時,班宇說我們終于學會了游和行走。

我想這就是班宇作品的特別之處,寫作者總是希望呈現自己的生活世界:或者是通過敘事——它在表達這是世界里能夠發生的獨特的事情;或者是通過自白——它在表達這個世界所給予“我”的某種獨特的認識。但似乎很少有人像班宇這樣,直接讓你看到這個世界的樣子,他的書寫呈現的是一種景觀,所說即所見。在《空中道路》中,十余年未曾出過問題的纜車停轉,在停滯之處,故事中的人才開始把語言用作真正的交談。而班宇則抓住了東北這種機器景觀最敏感的地方,那就是它總是會再次動起來,在所有向死而生的契機,它總是會再次把你拖回俗常的生活,拖回越來越模糊的外部規律,將可做的抉擇限制在隨機發生的街角暴力……東北文學中的經驗是一種無數次被從崩潰邊緣拉回的經驗,故而它講述的永遠都是個人的崩潰。機器的動力源,或者說世界如此存在的依據越來越渺遠,這就是班宇的文字里為什么充滿著那些知識性的遙遠意象,像《梯形夕陽》里來自塔吉克斯坦的河流。與之相適配的,則是他的故事中不斷出現的“重罪”,個人對于社會機器無意識的忤逆被強行聯系到那些具有形而上意味的罪名上。如果我們還能回想起王小波的《黃金時代》,在開頭他幾近聒噪地運用最嚴密的邏輯來思考什么叫“破鞋”,而班宇的文字則是一個“黃金時代”的反面。在并未收入這部小說集的《渠潮》中,個人罪過的原委被模糊在公安人員對于全國治安形勢的科普當中,被淹沒在非經驗的治理精神當中。萬事終有其本源,而本源卻不在觸手可及的地方經驗中,這就是東北文學經驗和其他地方性文學經驗相比的逆反之處。

一個清晰可辨的外部世界,對于東北來說永遠在場,這一點和其他地方性寫作的排斥性完全不同。在我們所熟悉的地方性文學中,西北是一團被壓縮的欲望高壓,瀟湘則是土地所有權淡漠,水域之上漂泊的人世無常。這樣的地方性寫作中有令人印象深刻的風景,正如日本學者柄谷行人所說,風景的發現中暗藏著觀察者對于身邊他者的冷漠,“風景乃是被無視‘外部’的人發現的”。正如在一般的認識中,東北人重人情,這是其發展的阻力,但是反過來說他們也始終想把外部世界收納到自己的內部世界之中。東北人好講理,凡事喜歡“捋一捋”,在曾經風靡全國的東北小品中,人物的文化缺失和對于說理的執著形成了幽默的張力之源。在《空中道路》中,班立新躺在塑料布上,想到的是“松葉林高于闊葉林”,東北的通感始終朝向一種客觀性知識,這也是為什么在班宇的作品中少有東北的自然風景,反而充斥著各種前高等教育的課本知識。東北沒有“地方性知識”,也沒有地方性的風景,東北菜其實出了東北就無法做好,其對食材的地方性要求比其他菜系更甚,但是在“小雞燉蘑菇”、“豬肉燉粉條”這樣平白的食材名稱的簡單組合中,一種地方性的文化標榜從不曾存在,存在的僅僅是一種生活永續的執念。知識是實的,螺絲是硬的,生活有其合理性的基礎,沒有什么坎是過不去的……這一切的執念都在反面印證著斯賓諾莎的一句箴言:上帝不懲罰無知,而懲罰固執。

很少能見到有作家像班宇這樣,在寫作顯示了一種東北文體必然要表現的“自白制度”的消亡。在我們所接受的文學教育中,無論是意識流還是心理分析,抑或是風景與人物的摹寫,它們都無法脫離“主客觀辯證統一”的基本法則。在柄谷行人的論述中,在禁止性的外部律令中總是傳達著欲望的許可,而在對于欲望的自白中,則總是含有對于權威的屈從。在以往的地方性寫作中,深刻的個人地方心理的挖掘和呈現最終形成的反而是一種地方性的權威,在排斥性的地方性特質那貌似絕對自由的表現之上,往往召喚來的是新的魅化的權力幽靈。從這個角度說,似乎很少有地方性文學作者曾經進入到班宇及其東北所處的階段,上海、瀟湘和西北都更像是東北的“前史”,在這些地方性寫作的終結處,東北試圖開始說話,它的內心自白只是轉向客觀對象的短暫停留(“我心里想,誰是豹子啊。”)。“豹子”也不再是對于人內在屬性的提喻,它無關勇敢和迅猛,而僅僅是渾身火罐的印記。在這種新的“白描制度”下,班宇的文字可能會給人一種佶屈聱牙之感,這是因為一種東北文體不再具有懺悔的功能。

是的,我想我們的以往的文學或多或少都在描述一種悔恨,在那些陰差陽錯,本可以做卻沒有做的假設歷史里這種悔過意識暗潮洶涌。但是班宇似乎在證明一點,對于真實的生活來說,這種悔恨是奢侈的,而基于此的歷史可能性又是虛假的。就像在他作品中經常出現的河流和明渠,它們絕非死水,卻不可溯源,緩慢的朝向一個確定的方向,人踏入其中,但一切漂浮物都不能溶解。赫拉克利特說“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而班宇則似乎在說“能夠不斷踏入河流的,才是同一個人”,它清潔物體,這不是說它洗凈污穢或是消融主體,而是在這樣的河面上,物才能孑然一身,不再與他物混同。不再是弗洛伊德所說的冰山一角,也不再是沈從文停泊在鴨窠圍的船,對于班宇來說,水面就像是東北的生活平面,它只承載周邊的實物和遠方的倒影。機器停轉之時也就是河流凍結之時,班宇所有的故事似乎都發生在這一頃刻:萬物進入我的視野,我也在冬泳中成為萬物之一,林野草莽,世界大全。

當我在駛向北京的高鐵上看完《冬泳》的最后一頁,我又想到了我離開沈陽時那條被掀起的馬路。最近回沈,那條馬路似乎奇跡般地愈合了,但是又有其他的馬路被掀開。沈陽可曾有那么一個時刻,所有的馬路都是完好的么?對于始終留在那里的人來說,這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但是對于離開沈陽的人來說,每一次的城市形變都規定了你的逃逸道路,像是有計劃的放逐。多年后的今天,我們這些被東北放逐的人,熱切渴望著成為新地方的溶劑,我們還能想象自己曾經在語言停轉之處要成為一個怎樣的具身形象嗎?像一個孩子,在初而為人之時毫無愧色的說出自己想要成為的人:作家、科學家、售票員、播音員、農民,或是賣烤紅薯的攤販。那時這些高低殊異的職業并沒有什么不同。如果說“自白制度”被一種文體終結了,那是因為它要重新把自己的人生理想化,而它勢必要告別安逸,走向一種清晰可辨的混沌。德國詩人格奧爾格說:“語言破碎處,無物可存在。”而班宇似乎在說:“語言停轉處,我走進萬物之中”。就像被印在《冬泳》封底的第二段話第一句所說的那樣:

“想象自己是在開一艘船,海風,燈塔,浪花,礁石,在黑暗的地方,正等待著他逐個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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